清明谒方墓

清明，疏雨，宜谒雨花台。
南朝梁武帝时，佛教盛行，高僧云光法师设坛讲经，感动上苍，落花如雨，雨花台由此得名。雨花台离我的住处不远，在南京中华门附近。中华门在明代的时候叫做聚宝门，得名于沈万三的聚宝盆，民国二十年才改名中华门。而当时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殉难处，在这里遇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0万之多。中华、雨花之名相得益彰，颇有天地正气。
从北门而入，高大雄伟的烈士就义群雕矗立着。左手边绕过古雨花阁，是宋代忠魂杨邦义剖心处。因其爱国而去心，又被后人尊称为杨邦乂（安定太平之意）。剖心处往北是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阵亡将士人马合冢，往南穿过无名长廊就是明朝大学士方孝孺之墓，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虽然这些遗迹都偏于雨花台的东岗，但不同时代的正义之士长眠于此，实乃正气之中轴。

方墓有石牌坊，坊楹篆刻“天地正气”，左右联语是“十族殉忠天遗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牌坊后是方孝孺的青铜胸像。穿坊而过，拾级而上。神道左右数碑，有字有图，岁月模糊了细节，已不便细认。圆形墓丘前，赑屃昂首驮着墓碑。墓碑上镌刻着“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八个大字。因为是清明，碑前有方氏后人进献的花篮。历史上虽说“十族之诛”，毕竟天可怜见，方氏依然有后。

历史长河中，方墓几经毁损，也几次修复，其中为今人所熟悉的汤显祖、李鸿章都曾经修过此墓。环墓丘而上的石阶侧，立着一圈石碑，镌刻着历代人物对方孝孺的评价，劝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姚广孝说方孝孺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称他是“浙东第一名儒，国朝第一忠臣”，明末大儒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方孝承孺“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说“方孝孺骨鲠千秋”。在碑前徘徊良久，疏雨转密，见前方林中有一亭子，近前抬头看匾额，是为“木末亭”。“木末”二字，出自楚子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意为树梢之上。木末虽高，却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谶意。

亭中避雨之人不少，却都来自别处。待到雨歇，游客们也径直奔赴下一个景点，而非苍凉的方墓。在当今惯常以另眼解读历史的时代，方孝孺这样的正直之士却被冠以下面这些“罪名”——为保全名节牺牲族人朋友、对建文帝愚忠。史书记载明成祖与方孝孺最后的激辩，朱棣假意法周公辅成王，方孝孺便问建文帝所在，得知建文帝已死，便问其子、其弟。朱棣以灭九族威胁方孝孺立诏告天下，方孝孺不从，诘以十族，最终殉难。而今有人“解读”说是方孝孺为了自己流芳百世向朱棣推荐了“灭十族”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酷刑，牺牲族人朋友。而我理解这只是他对朱棣灭九族的反唇相讥。而最终的惨剧却暴露了朱棣是一个残酷的暴君。在靖难中，不仅仅是方孝孺，建文一朝有很多名士大夫都因为不屈从于朱棣而被害。所以被灭十族并不是方孝孺的错，而是朱棣的暴。至于对建文帝的愚忠，我的理解是方孝孺对建文帝的治国政策的认同（建文帝改变朱元璋“重武轻文”的政策），因此视建文帝为难得明君，而朱棣粉碎了一切。退一步抛却建文帝的治国政策，就算是方孝孺维护建文帝一脉的正统，也是一个士大夫在皇权世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唯一选择。或许现在的人才们更喜欢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或者“良禽择木而栖”。我也不否认方孝孺有异于常人的“迂”，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尊重、敬仰这样一位为信仰为殉族的先生。给你出个题，在一个“发展中”的法治社会，你是否有勇气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生命（仅仅自己的生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才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在方孝孺是否应该拒诏这件事情上纠结争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让人明智，也应该能激发人们心中的正义感。
正学先生是浙江宁海人，在下是浙江绍兴人，算是浙派同乡，清明谒雨花台方孝孺墓，向正学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