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为清华大学紫苑学会副会长，研究梳理清华大学国学苑，本文是为学会新成员撰写的说明稿件。紫苑学会官网为紫苑网，上面有很多关于清华大学的校史知识。

正名

通俗在说的清华国学院属于清华大学么？不是，国学院的全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当时清华学校有三个独立的机构组成，分别是旧制的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研究院。而由于经费问题，当时研究院里只设立了国学门而已。当时的国学院应该在清华学堂里。

印象

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国学院有种桃花源的影子，美好，理想化，又令人向往，在虚无缥缈间。就这一点，陈原平教授的《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里提出问题：为什么清华的国学院比北大、厦大等等更能吸引公众的目光。

因为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浪漫气息的、略带哀怨的学术传奇。当然，也不妨坦荡承认下来：清华国学院确实就是一个神话。

稍稍回顾一下，一个只存在过短短四年的教育机构，竟能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样的老师，并能培养出像吴其昌、徐中舒、杨鸿烈、周传儒、高亨、姚名达、谢国祯、陆侃如、朱芳圃、戴家祥、王力、姜亮夫与罗根泽【1】这样的学生，恐怕随便你放眼宇内，再没有哪个学府可以做到了吧？甚至，即使像哈佛那样得天独厚的学府，让它只在四年内招收七十个学生，也难以保证就能培养出多达四十以上的知名学者！在这个意义上，就算承认清华国学院是个神话，那也一点都不过分。再者说，无论是外乱还是内耗，这个曾像流星那般一耀而过的学院，以及其导师陈寅恪为其导师王国维所写的、如今已是残损斑驳的碑文，都一直在激励着后学们坚持求索，保持操守、守护文化，这难道还不是一个神话么？

背景

结合当时中国的学术界，通俗的说，西方的洋文化和科学技术需要消化，本国的文化需要整理，以适应国情的需要。因为毕竟中国不是西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学术界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自信心，一个是钱。一个外在制约，一个内在需求，使得所有人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1925 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建立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结构，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对于清华，国学院在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地位。一类，以李济赵元任为代表，把清华研究院看做是走向大学的过渡机构。另一类人，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把它看做国学的真正的研究机构。但是1929 年时，王国维先生已经辞世、梁启超先生也不常在清华等一系列原因，前一类人占了上风，所以这么出色的国学院就此陨落了。

研究院的教授方式

当年的国学院都还未曾经历现代的大学体制。由此，沿着原有的文明惯性，它虽名叫“清华学校研究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具有古风的师生关系。这样一种类乎书院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独特师承关系，跟现代学院人之间的竞争关系，绝对是迥然有别的。比如，当时梁启超就常跟学生做无所不至的竟夕之谈，并且每每站在书案前信笔挥毫，为他们写下砥砺学风的话语。在那样的氛围中，学生对老师高山仰止，老师对学生倾囊以授，彼此都如沐春风之中，共同涵泳着中国文化。清华国学院正是有意无意间，用了一种最适宜传授中国文化的方式来传授中国文化，这才导致了它的高度培养命中率。

培养人才

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研究人员和各类学校的国学教师，所以在招收学生的时候要求也格外严格。这一点也保证了后来令人惊叹的高成材率。国学院在四年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不像导师们本身那样成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任务，但是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也是一代宗师级的人物。详细见附录1。

名师速描

梅贻琦老校长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国学院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四大导师大家一定不陌生。但是主要的聘请人是谁？是吴宓。

胡适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真的凋零了，旧时学者只有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和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了。
章炳麟在学术上已是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所以胡适向曹云祥校长推荐了章炳麟，王国维和梁启超。其实在私底下胡适与章太炎以及梁任公有一些学术上的争议，但是这并不影响胡适之先生举荐他们。这也说明了胡适先生的特殊情操。

章炳麟先生在日本时候的讲学很受欢迎，他有些像汉代的大儒郑玄。鲁迅、周作人等人都听过他的课。在国内外都很受好评。而他对于官办教学没有好感，认为学术应该和政治隔绝，所以先后拒绝了北大和清华的聘请。非常遗憾，清华国学院没有请到这一位大师。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史上的大名人。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清华很有好感，聘请他非常顺利。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在清华的关于《君子》的演讲，从而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我们的校训。

聘请王国维先生是费了一些周折的，而且众说纷纭。王国维先生先是拒绝了北大的聘任，对于清华曹云祥校长的聘请也是婉拒了，但是胡适的亲笔信和吴宓的两次亲自造访并且恭敬地三鞠躬打动了他。这是先生事后自己说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王国维当时生活很拮据，没有生活来源，迫于生活压力，所以便来到了清华。我们都知道，王国维先生是以清朝遗老自居的，曾经感叹过清朝灭亡以后，没有忠义之士殉清。即使溥仪退位了以后，他依然把他尊为皇帝，由此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因为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先生本不愿来。溥仪知道了清华的聘请，体谅先生的生活，降旨让王先生来到清华。不过这种说法最不可信。

王先生的学术造诣很高。陈寅恪曾经评价王国维：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迹之可寻。先生通晓日，德，英三国语言，对康德尼采的哲学有研究，可谓西学大师。先生自沉，使中国的文化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扯些题外话，由此可见，中国慕古之风颇浓，从来不缺历史的重演。王国维先生的自沉就是伯夷叔齐的绝食首阳山的现代版。以前我认为那是一种神话，现在认为王先生既然能够这样，伯夷叔齐的事迹当然不是子虚乌有。

因为先生的自沉，陈寅恪先生写了一个碑铭，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在那里。碑文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此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且不论这是否是王静安先生的初衷，但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是绝对的精辟的见解。

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据说他一共能够说30几种语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有次他到巴黎，一下飞机，有个搬运工上来。陈先生就和那个人用巴黎的方言交流。结果那人一位陈先生是巴黎人，就说：欢迎你回家，但是巴黎的日子不像以前那么好过了。罗素有次来中国演讲，赵先生担任翻译。先生用方言为观众做翻译。各地的听众都来和他攀老乡。有些方言先生甚至是几天里现学现卖的，足见先生的语言天才。据说，先通晓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
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另有几首和这首同风格的文章，见附录二。但是笔者认为那两首比较牵强，不一定是先生所作。

国学院的历史意义

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国学研究重要性的重新认识（相对于打到孔家店，更加理性了）。也是对我们清华中西合璧的一大考验——原先是事事以西方为准——老清华不是有两大特点么？英语和体育：英语是国际性的语言的，体育是由于东亚病夫的原因。这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当我们开始重视国学，并且运用中西方结合的思路试图解决一些国学问题，比如王国维先所提倡生的新史学。中国的这一次大型的文化交融一直在持续。这个融合，现在还没有结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附录一

吴其昌历史学家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徐中舒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
杨鸿烈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研究历史。
周传儒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1931年以全国第一名考取官费留学，人英国剑桥大学，专攻世界史和近代外交史，后入柏林大学学习，1936年获博士学位。
高亨我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家、训诂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我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上一世先秦学术文化研究的一座重镇。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后出转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我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
姚名达 1925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1934-1937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法教授，从1926年至1937年已成书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种，为我国史学和现代目录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8年6月，经由导师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人考察成绩，认为及格，授予毕业证书。
谢国祯历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河南安阳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陆侃如（1903—1978），著名学者。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
朱芳圃古文字学宗师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戴家祥 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先生，治经学和古文字学。一九八五年八月王国维墓树碑，戴家祥撰碑记。
王力中国语言学家、诗人。913年小学毕业后失学。1916年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学学习，次年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姜亮夫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
罗根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清华时，读的是“诸子科”，指导导师为梁启超先生，梁先生去世后，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

附录二

《西溪犀》：西溪犀,喜嬉戏.席熙夕夕携犀徙,席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席熙嘻嘻希息戏.惜犀嘶嘶喜袭熙.

《唧唧鸡》：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羿裔熠邑彝》：
羿裔熠，邑彝，义医，艺诣。
熠姨遗一裔伊，伊仪迤，衣旖，异奕矣。
熠意伊矣，易衣以贻伊，伊遗衣，衣异衣以意异熠，熠抑矣。
伊驿邑，弋一翳，弈毅。毅仪奕，诣弈，衣异，意逸。毅诣伊，益伊，伊怡，已臆毅矣，毅亦怡伊。
翌，伊亦弈毅。毅以蜴贻伊，伊亦贻衣以毅。
伊疫，呓毅，癔异矣，倚椅咿咿，毅亦咿咿。
毅诣熠，意以熠，议熠医伊，熠懿毅，意役毅逸。毅以熠宜伊，翼逸。
熠驿邑以医伊，疑伊胰痍，以蚁医伊，伊遗异，溢，伊咦。熠移伊，刈薏以医，伊益矣。
伊忆毅，亦呓毅矣，熠意伊毅已逸，熠意役伊。伊异，噫，缢。
熠癔，亦缢。